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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惡臭異味污染作為典型的擾民污染，近年來受到的關注與日俱增。據統計，連續4年，我國惡臭異味投訴占全部環境類投訴的20%以上，占大氣環境投訴比例近50%。
異味污染物與VOCs“本是同根生”，其高度同源的屬性決定了二者協同治理的必要性。然而，異味的消除難度遠高于VOCs治理，伴隨大氣污染防治漸入細分領域，如何構建完整的惡臭異味污染防治體系、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法，成為當前亟待解決的難題。
《2018-2020年全國惡臭/異味污染投訴情況分析》顯示，在公眾對大氣污染的投訴中，惡臭異味問題占比最高。從數量上看，2018—2020年，“全國生態環境信訪投訴舉報管理平臺”接到的惡臭異味投訴舉報分別為15.3萬件、11.1萬件和9.8萬件，下降趨勢明顯，降幅達39%。
“近年來，全國范圍內涉VOCs污染單位逐步趨向深度治理，對惡臭異味問題解決起到明顯推動作用。” 國家環境保護惡臭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執行主任王亙在日前召開的第八屆全國惡臭污染監管與防治學術會議上，解讀數據下降背后原因。
然而，詳細分析數據可以發現，在總投訴舉報量中的占比看，2018—2020年，惡臭異味投訴分別占全部環境問題投訴舉報件數的21.5%、20.8%和22.1%，比例在波動中呈現上升趨勢。
歸根結底，公眾對身邊的惡臭異味等環境問題的容忍度越來越低，惡臭異味污染作為影響群眾獲得感的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亟待攻堅。
但是惡臭異味污染的防治并不容易。國家環境保護惡臭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主任鄒克華告訴記者，惡臭異味污染監管難度很大，這是由污染特點所決定的。
鄒克華表示，惡臭異味污染管理面臨“三多兩少”，即居民投訴多、涉及行業多、物質組分多，但有效監管手段少、高效控制技術少。
首先，惡臭異味污染的來源非常廣泛，涉及50余個行業，不僅存在于大氣污染領域，污水和土壤領域也有涉及，比如黑臭水體、污染土壤問題等。此外，惡臭異味物質種類多，在極低濃度下就可被人的感官識別，使得物質識別難度大，對治理效率的要求高；加之其瞬時性、陣發性的特點，導致污染氣體捕捉困難。
他表示，當前我國仍缺乏惡臭異味污染環境質量標準和基礎類標準。盡管我國在1993年出臺了《惡臭污染排放標準》，但這一標準已經無法適應當前惡臭異味環境問題。在上述會議中，多位專家呼吁修訂標準，完善質量、排放、監測等方面標準，構建惡臭防治標準體系。
此外，由于惡臭異味以人的嗅覺感知為判斷標準，“達標性污染”也是常見困局之一。
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副主任、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柴發合表示，如何更準確地判斷惡臭異味污染、以群眾對于臭味異味的感知描述作為標準限值，仍需技術支撐。
惡臭異味不僅要達標“國標”，還要滿足“民標”，也成為與會專家的共識。
當前，國家及地方出臺的一些VOCs治理方案中，都強調了以VOCs治理為重點，協同治理惡臭和異味。
鄒克華解釋，這主要是因為惡臭異味物質與VOCs大多數時候是同宗同源的。大部分的惡臭異味物質都屬于揮發性有機物，同時，大多數揮發性有機物也是有氣味的。在大氣污染防治過程中，減少 VOCs總量的同時，降低惡臭異味物質的濃度，達到了協同治理的目的。
但他表示，惡臭異味物質還包括無機氣體和半揮發性物質，如硫化氫、氨、鄰苯二甲酸酯類、苯胺類。部分行業存在VOCs濃度低，但惡臭異味問題突出的情況，比如垃圾處理、污水處理、畜禽養殖業、食品加工行業等。
“因此，VOCs經過深度治理能否實現惡臭污染協同治理，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鄒克華說。
部分惡臭污染物嗅閾值極低，意味著異味的消除難度遠高于VOCs治理。然而，當前涉惡臭、異味企業卻存在治理水平比較落后的情況，尤其在一些不以 VOCs為主導行業中較為突出。鄒克華解釋：“這些企業普遍缺乏大氣污染防治方面的管控要求，生產還是非常粗獷的，惡臭污染問題也比較突出。”
當前，惡臭異味的治理技術包括吸收法、吸附法、生物法、等離子/光氧法、燃燒法。“跟目前很多企業的VOCs治理技術基本相似，治理效率與行業相關，部分行業可達到70%—80%，一些只有20%—30%。”王亙補充道。
而與VOCs治理效率低下的企業相同，惡臭污染治理效率低下的企業也存在設施運行維護不到位的問題。王亙告訴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企業生產設施存在跑冒滴漏現象，導致氣味逸散；密閉收集設施老舊失效，比如收集管道破損；治理設施未定期檢修及低效運行情況較多，比如活性炭裝填量嚴重不足、活性炭嚴重堵塞、光氧化裝置半數以上燈管已損壞等。”他表示，相關企業還是應該提高認識站位，堅持主體責任，及時解決無組織排放問題，從生產設施源頭控制氣味逸散。
當前，國家對于惡臭污染的重視程度逐步增加。
2021年11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加大惡臭異味治理力度。鄒克華介紹，當前，全國有20余個省市將惡臭污染防控納入在“十四五”規劃要求中，且相關防治要求逐步細化。
“我們觀察整體趨勢是從最開始籠統地要求防治惡臭氣體，到現在已經轉變為設置合理的防護距離、加強推廣惡臭電子離監控預警，加強科技研究等細致、明確的要求。”鄒克華介紹，上海、天津等城市已經發布了惡臭污染物排放標準，還有一些省市對于特定行業也制定了惡臭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和防治對策建議。
針對我國惡臭污染防治下一步工作，鄒克華建議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摸清底數、重點治理，以投訴為抓手，梳理區域重點企業、重點園區，建立分級臺賬，整治重點投訴的園區和企業；
第二步建章立制、全面整治，研究制定惡臭污染防治政策文件，完善標準體系，開展培訓和幫扶指導，推動各行業全面整治，加強投訴頻發園區和企業的污染監管；
第三步考核管理、鞏固成效，制定惡臭防治績效評估制度，將惡臭納入城市空氣質量考核指標，推廣信息化、智能化監管，提升投訴響應能力，鞏固治理成效。
具體到治理手段，王亙補充建議加強分類整治。他表示，工業源可以分為兩大類。以VOCs主導的行業，一般已開展VOCs整治，但仍有部分低嗅閾值物質產生影響，可以根據行業特點，對涉惡臭投訴企業進一步開展深度凈化處理，達到“民標”要求。
對于以惡臭為主導的行業，一般VOCs濃度低，主要是惡臭異味問題，污染防治水平相對薄弱，可以將重點放在加強無組織排放控制，強化密閉收集，識別致臭物質，篩選可行的治理技術。
針對農業源，由于惡臭集中在圈舍和糞污處理環節，風量大，可接受治理設施建設和運行費用低。要結合規模化畜禽養殖氨減排試點，加強高效、低成本的除臭技術研究，探索小規模養殖場和散養戶糞污收集處理方式。
生活源與居民區距離近，受管理水平影響較大；市政源量大面廣，密閉收集難度大。這些來源可以結合垃圾分類，加強垃圾轉運站的密閉和臭氣收集、處理，推進填埋改焚燒，加強垃圾焚燒廠惡臭防治，尤其是卸料大廳、滲濾液處理站的臭氣收集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