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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今年上半年，中國的臭氧濃度節節升高。有42.4%的城市臭氧超過了國家二級標準 （160微克/立方米），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和長三角地區。尤其是在北京，臭氧已經超越PM2.5成為影響空氣質量的首要污染物。
臭氧主要由氮氧化物（NOx）和揮發性有機物（VOCs）發生光化學反應而形成。而這兩個前體物主要來源于工業廢氣、汽車尾氣和化學有機溶劑的揮發等，與高污染高碳排放的“兩高”工業項目密不可分。
今年是中國放開疫情管控、全面恢復社會經濟活動的第一年，盡管“十四五”設定了能耗強度降低和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目標， 然而，在過去的半年內，多個省份利用“特定項目考核指標可以單列”的規定，在能耗雙控考核中，不計入單列項目能耗，從而規避環境指標的限制，上馬了大規模煤電和其它“兩高”工業項目。預計在這些項目陸續建成之際，將給中國帶來更為嚴峻的臭氧污染問題和環境治理挑戰。
臭氧成為主要空氣污染物
今年是中國大氣治理的第十個年頭。十年前，國務院發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十條措施，首次針對空氣污染開展綜合治理。2018年，中國頒布實施《打贏藍天保衛戰三年行動計劃》，針對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汾渭平原等重點區域，持續開展大氣污染防治行動，鞏固空氣質量改善成果。2022年底，中國PM2.5平均濃度已從2013年的72微克/立方米降至29微克/立方米，低于世界衛生組織的最低標準（35微克/立方米），實現近10年來連續下降。雖然PM2.5的濃度已大幅下降，新的問題卻逐漸顯現：臭氧在2022年超過PM2.5成為中國超標天數比例最高的主要空氣污染物。
不同于顆粒物污染，除了儀器檢測以外，人們難以通過顏色和氣味察覺臭氧濃度超標，從而不易及時采取防范措施。長期暴露于高濃度的臭氧環境不僅可引發人體呼吸系統疾病、刺激人的神經系統并破壞人體免疫功能。有研究表明，自2013年至2018年，暴露于超標臭氧濃度環境（大于國家二級指標160微克/立方米）的人口比例由2013年的1.2%上升至2018年的28.9%，每年由臭氧暴露引起的呼吸道疾病相關過早死亡病例超過兩萬個。
相較于“十三五”期間濃度下降30%的PM2.5來說，臭氧是“十三五”期間唯一未發生下降的主要空氣污染物。去年11月，生態環境部公布了《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氣、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貨車污染治理攻堅戰行動方案》，成為繼“大氣十條”和“打贏藍天保衛戰”之后，應對“十四五”時期臭氧污染持續上升、重污染天氣依然高發等新挑戰的標志性文件。其中，減少臭氧污染前體物成為治理關鍵。
背后推手：煤電和“兩高”工業
臭氧污染在中國為何愈演愈烈？究其前體物排放源頭，主要來自于煤電、玻璃、鋼鐵、石油等燃料加工、化工和塑料制品等工業行業。在中國，NOx排放總量超過VOCs約1.7倍。因此，實現NOx的深度減排將對臭氧形成起到制約作用。
2021年，發電行業是中國NOx排放量最高的工業行業，占全國工業源排放量的33.1%，而該行業的NOx排放主要來自于煤電企業。近年來逐步升級的臭氧污染問題與中國依賴高排放工業的經濟發展結構和非清潔能源的使用緊密相連，并在氣候變化的催化下進一步加劇。
其實臭氧問題在發達國家已有一段歷史，人們對臭氧污染最早的認識源于20世紀40年代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美國自1970年起投入了大量資源，研究臭氧的生成、傳輸和影響機制，并根據各地不同的排放結構，制定了因地制宜的臭氧污染控制策略。其中洛杉磯經歷了從大力發展石油產業，轉型到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綠色發展。從經濟角度推進產業轉型，使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互相促進，從源頭起減少污染排放，治理臭氧污染取得了顯著成效。歐盟的政策中也突出了保護人體健康和自然的核心，并指出投資應向清潔和高效的技術轉移，使用創新手段在源頭排放處解決問題。
自今年疫情后經濟活動全面放開以來，中國對化工、鋼鐵、電力和化石能源加工等“兩高”工業（高耗能、高排放）的投資與產值皆呈現同比正增長，這繼續抬高了NOx和VOCs的排放總量，使今年上半年多地的空氣污染情況出現反彈。1-6月，全國33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同比下降3.2%，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同比上升1.4%。除臭氧以外，PM2.5、PM10、NO2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面對經濟增速放緩的壓力，各地顯然更依賴于增加對“兩高”工業的投入，以刺激經濟，而將環境治理的優先級“降序”。今年上半年，臭氧污染相關的工業行業增長“步履不停”。NOx排放量前三的行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的工業增長速度分別為4.1%、0.4%、5.5%。VOCs排放量前三的行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橡膠和塑料制品業也同樣出現增長，其中，原煤、焦炭和原油產量分別同比上升4.4%、1.8%和2.1%。
然而，與大規模投入的預期相反，“兩高”工業今年上半年利潤大幅下跌，在加重空氣污染的同時，也拉低了整體經濟發展的前景，形成了反效果。
從目前工業企業的利潤虧損情況來看，以上提及的與臭氧污染強相關的行業是所有工業行業中虧損最為嚴重的。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利潤總額下降26.6%，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由盈利轉為虧損、利潤下降97.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下降92.3%，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下降52.2%。以依賴“兩高”工業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僅損害環境質量，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也不可為繼。
“兩高”布局引人擔憂
臭氧前體物NOx和VOCs排放量最大的省份重合度較高，排名靠前的省份包括河北、山東、廣東、江蘇、遼寧和浙江。這些大都是位于東部沿海且工業占比高的經濟大省，也是空氣污染防治的重點區域。通過查驗這些經濟大省“十四五”期間的發展布局可以發現，這些省份在近年新核準了大量的煤電和”兩高“工業項目，并以“能耗指標單列”的方式規避環境指標限制。筆者從多方了解到，廣東、浙江于“十四五”內新上馬的煤電項目得到了國家“能耗指標單列”的批準。根據《“十四五”國家重大項目能耗單列實施方案》，這意味著，在能耗雙控考核中對單列項目能耗量實行扣減，即這些“兩高”項目將不受到能耗雙控的約束，可以在突破環境考核限值的情況下被批準和建設。在“十四五”計劃中，經濟大省廣東和浙江將石化產業納入戰略性支柱產業。盡管有學者曾對浙江持續上馬新的大型石化項目帶來環境達標壓力表達擔心，但是從浙江連續批準三期舟山石化項目、致使舟山石化項目碳排放倍增至5000萬噸/每年的動作來看，其并未將環境因素納入地方規劃的重點考慮范疇之內。更有甚者，浙江在2023年公布重點建設項目名單，投資四大石化項目逾2600億，占年度所有重點項目總投資半數以上。從公開信息看，浙江近幾年也就其他“兩高“項目的發展提出了單列建議，以免除能耗指標壓力。在2021年浙江寧波政協的《關于強化綠色石化萬億級產業集群發展要素支撐的建議》中，其中以“準確認識寧波市作為七大石化基地的特殊性、為寧波石化萬億級產業發展爭取用能指標”為由，建議“對區域內的項目能耗進行全國（全省）能耗考核單列或能耗指標省市分擔，同時解除區域內石化項目緩限批措施。”
根本解決方案
經濟大省頻頻批準大型“兩高”項目，使經濟結構不斷向重工業傾斜，不僅不斷推高污染和碳排放峰值，也將未來經濟發展置于極大的風險之中。發展煤電和“兩高”項目不僅會增加碳排放和環境污染，而且與長期經濟發展實際利益相背，這樣的局面需要得到地方政策制定者的重視。與其對經濟利益追逐、上馬大批煤電和“兩高”項目的熱情相背，各地對于臭氧污染的防控卻缺乏熱情。根據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梳理的信息，目前，不管經濟發展水平、污染基數大小，各地方的臭氧治理目標基本同于全國整體目標，即“NOx和VOCs到2025年比2020年分別下降10%以上”，而非由部分省份提出適當的先進目標、以達到帶領全國有序實現整體目標。從減排空間大的工業省份河北和山東，到經濟體量大的制造業大省浙江和江蘇，以及今年四月較晚公布臭氧相關目標的上海，它們的目標皆同于全國整體目標或沒有言明具體數值。在今年夏初，我們觀察到河北已通過提前研判未來空氣狀況，限制鋼鐵、水泥、電力和涉VOCs等企業在污染高發時期生產，這樣的臨時管控措施可以短期避免發生臭氧重污染天氣。但是，我們更需要關注地方產業結構的調整，治理目標的設置，以及對于重要行業排放標準的管理。臭氧污染治理可以成為地方政策制定者協同減污降碳、構建更富有韌性、更綠色友好的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重要抓手。
